编者按

动画无疑是属于全人类全年龄的，但它带给我们的最特殊的意义最特别的回忆却往往来自我们的童年。所以在儿童节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们真诚为大家献上一个崭新栏目“动画人事”。“人事”是一个有趣的词，可以指“人世间的事”、可以指“人情事理”、可以指“前途”、可以指“礼物”、可以指……总之，包含了各种我们在采访中感受到的或是想表达的东西。我们将在这里和许多动画人聊一些过往、当下或是未来的事给你听，每周五更新，长篇连载。

而我们的第一位分享者，他的动画生涯几乎都在为儿童服务，他是最适合在这个日子里给我们讲故事的人。他的作品是70后、80后甚至90后共同的童年回忆。这部作品带着他幻想的童心，科学的视角，对孩子们成长的关切，和对时代的责任感为他赢得了最广泛的声誉，却也成为他一个大大的遗憾。他就是黑猫警长之父——戴铁郎。

 

戴铁郎

中国著名动画片艺术家和一级导演，代表作《黑猫警长》。现任国际动画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动画学会理事以及中央电视台动画部艺术顾问，享受国务院终身制待遇。

引子

 

耄耋童心，独居的乐观老人

已经88岁的戴铁郎老师长居杭州，只是偶尔回上海小住。那是一排解放初期建成的老式公房。红漆外墙上，到处是旧水管的铁锈渗出的斑斑印蚀，在大上海鳞次栉比的高楼包围中，老公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去拜访著名的黑猫爷爷之前，我和他通了电话，他告诉我到了某个弄堂拐角后，一直往前走，穿过一个楼梯再给他打电话。

我按照他的吩咐，走到了这栋老公房前给他打电话，刚接通，那头就传来老人家很兴奋的大声问候：“是XXX吗？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我急忙大声的回复：“是我，戴爷爷！”

两分钟后，我看到戴铁郎老师从三楼窗口探出头，他用力的呼喊我，问我在哪儿。由于眼疾，老人家需要通过声音确认我所在的方位，他好从三楼的窗口抛下钥匙给我。尽管早就在电话里听说戴老师眼睛不太好，但在当下我还是有点吃惊。

我拿到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的试，终于门开了，进楼，穿过油烟袅绕的公用厨房，爬上陡峭的、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便见到须发皆白的戴铁郎老师站在门口等我。

从1953年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起，他就住在这间50平米的一居室里。妻子和女儿相继离世后，原本狭窄的老屋反而变得空荡荡的，沿墙靠着几块床板，唯一一张长沙发的两端堆放着不同季节的衣服。

 

房间的正中，一张书桌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老伴去世后，戴铁郎老师把大床拆了，请人帮忙在原地拼起了一张大书桌，平时就在这张书桌上绘画、创作、讲课。因为有艺术相伴，聊起晚年生活的他，依然充满乐观。只是打交道的对象，从孩子变成了大学生，他不仅日日笔耕不辍，还带了两个美院的研究生。

我刚把戴老师扶到书桌边上坐好，他便热情的向我介绍起他身后堆积如山的画稿，“你看，我从来没停止过创作，我喜欢去了解那些新的科学知识，这样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继续为孩子们服务。你看，我的动画都是和科学有关的，我喜欢动画，喜欢和孩子们玩儿。”戴铁郎如是说。

 

第一章

 

红色童年，我和爸爸的秘密

1930年，戴铁郎老师出生于一个红色家庭，那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他的父亲戴英浪，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马来亚共产党执行委员。二战期间，马共组织人民抗日军，进行抗日游击战。在戴铁郎的记忆里，家里总是迎来好些客人，进了屋便和父亲开会。母亲在屋外养鸡，其实是为父亲“放哨”。那时家里穷，没钱养活他和弟弟妹妹三个人，便把弟弟送给重庆的一个亲戚，年幼的戴铁郎老师就跟在母亲后头干活。

在新加坡读书期间，戴铁郎和他的同学时不时组织义卖、捐款，散发写着“打倒侵略者”的宣传手册，一直到他回国。

回想自己人生的第一个20年，戴老师说：“我去过许多地方，但都是因为我的爸爸”。

1940年，因为叛徒出卖，英政府将戴英浪驱逐出新加坡。此时，上海地下党在之前的国民革命时期也被破坏的很厉害，需要一些没有露过面的党员来开展工作，于是，10岁的戴铁郎便跟着父亲踏上轮船作为掩护人员回到中国。

 

“怕引起注意，妈妈和妹妹不敢跟我和爸爸一块回国。所以只能先让妈妈和妹妹回上海，作为一个家庭妇女从远地搬到上海。我和爸爸后去，住在龙华的一处草房，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来到上海，一来就是这么多年，在上海各地躲来躲去。”

当时苏北盐城的情况很复杂，10岁的戴铁郎加入一个叫做新安旅行团的演出团体作为掩护，因为年龄小，个头小，所以演出的时候只能当指挥。

11岁就开始背着竹筒送情报，帮父亲做地下工作。14岁的他成了当时家里的顶梁柱，在上海美专半工半读，白天开会、发宣传单、游行，有时还要去浦东背米，他说，“背两斗米就能养活妈妈和妹妹”，晚上则回家在灯下刻木刻画。

戴老的视力眇眇忽忽，讲这段话的时候，却手舞足蹈，话到深处依然热泪盈眶，或许，不管我们年龄多大，提起爸妈，我们都永远只是个孩子。

 “解放战争时期，我爸又被派往台湾、香港等地。时局紧迫时，全家人风声鹤唳，爸爸甚至不能出门。我以孩子的身份，曾经出面传递过许多情报。”

 

戴铁郎老师说，“我还单独回过上海，传递过有关台湾高雄沿岸的布防情报。我那时带了许多中暑药，分散在袋装咖啡大小的包装袋里，情报其实就藏在里面。”

“1949年，全国解放，我爸爸从香港回到广州。我带着母亲和妹妹，在香港《华商报》领了一笔路费，也回到了大陆。”

那时我想，“好日子要来了。”

“而母亲吃了半生的苦，也终于能够安定下来。”

第二章

 

贵在坚持，来自妈妈的教诲

“我和妈妈感情很好，妈妈很坚强，是个了不起的女性。”

 “妈妈是个大小姐，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除了养妈妈，还养了好几个弟弟妹妹，外祖母很重视学习，让他们多学习，正巧，那时候妈妈很喜欢艺术，就送她去学校学习，然后回家再教弟弟妹妹。”

“外祖父家也很有钱，妈妈来来去去都是乘坐老爷车。后来我外祖父要把妈妈许配给一个拥有两条马路的老板，做第二个老婆，我妈妈不喜欢那个老板，喜欢我爸爸。我爸爸本来家里也是有钱人，家里做锡矿生意，生意还很兴旺。”

 

“我不是一个迷信之人，但有时候真的很奇妙，爸爸家本来养了一条狗，白色的很漂亮，那时还没有卡车，只能用大象来托运木材和锡矿，所以，狗狗就跟着大象后面，和主人们一起经营锡矿，生意很顺心。”

“后来，不知怎的，狗狗突然就死了，很奇怪，本来经营的好好的锡矿，在狗死之后不到一个礼拜，客户再来看锡矿，闪闪发亮的锡矿一下子就变成了土，黑黢黢的不发亮了。”

“到目前为止，我从科学方面还没有找到任何解释，也许这只是凑巧，也许狗狗的死和锡矿的变质根本没什么关系。”

“但是这件事到后来我爱人去世，我觉得又未必没有联系。”

“我爱人90年代生病，糖尿病，为了让她解闷，我在南京路的花鸟市场买了只鹦鹉，天天陪她。”

“那时我爱人刚生病不久，我每天上班，所以鹦鹉陪她解闷，她照顾鹦鹉，互为伴，久而久之，感情很深。”

“我经常会去乡下去收粮食，比如玉米，我会带些回来给鹦鹉吃。”

“平时我出门会把窗户打开，鹦鹉很听话，不会飞走。但就在我爱人去世的那天，出门前窗户照常打开，我还用链条把鹦鹉锁了锁。”

 

“下午我和儿子去医院给我爱人送吃的，我让儿子先去医院陪妈妈说会儿话，我回家看保姆把饭烧好了没，然后带饭过去。”

“我回家，一进家门，就发现链条被啄开了，鹦鹉飞走了，看链条的样子，大概是鹦鹉的嘴硬挤进去把两个链条给挤破了。”

“我下楼去附近的几个楼找了一遍，无果。我想，她这么可爱，一定会有人可怜她，收养她吧。”

“随后我带着饭去医院，我的孩子就告诉我说，爸爸：‘妈妈一直在说小鸟飞、小鸟飞’。”

“我当时还想是不是我爱人又在搞什么创作？一定是工作上的创作，不然说不通，人在生病，但头脑还可以继续工作，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事实证明我错了。

“没一会儿，我爱人就走了。”

鹦鹉是人工饲养，飞出去肯定经不起外面的风吹雨打，会没命的。

“后来我想，鹦鹉飞走，可能是想念我爱人。”

“我总觉得宇宙间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弄清楚的东西，我一直在想，但是还是没有想通。”

戴老轻舒了一口气，停了停，似乎又在想那些想不通的事。

“总之即便家道中落，妈妈后来还是跟爸爸走到了一起。”

“解放后，父亲的身份转为木刻画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也师从我妈妈。抗战期间，爸爸辗转多地、几度被捕入狱，妈妈一直跟随他，吃了很多苦。但从无怨言，全心抚养我和妹妹，一生为革命'做好后勤'。"

妈妈告诉我：“如果你认为某件事是对的，那你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妈妈那个时代能这么做我非常佩服她，她总是一边做事，一边告诉我一些做人的道理，很浅显，一点也不教条。我很怀念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

88岁的黑猫爷爷老师，一口一声妈妈，听的心里真的好温暖。我想，在日后是非难辨的年代，或许是妈妈昔日的教导，使他得以摆脱愤懑，度过那些困苦的时光。

下期预告

第三章：青春正好，我的北京电影学院      

我独自坐火车去北京考试。那年初冬，我只记得很冷，出门前我只穿了一件薄外套，没想到在车上越坐越冷。下了火车，我叫了辆黄包车去学校。过一座桥时，我感觉自己要冻僵了，于是叫停，从行李中拖出几件衣服裹在身上。对车夫说，你继续拉，我跟着你跑。

第四章：芳华正茂，我来了上海美影厂

毕业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招人，很巧，碰到了他之前在香港同画会（人间画会）的老朋友盛特伟，他当时是刚刚成立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盛特伟就叫他去上海美影厂帮帮忙，当时戴老师就想，咦，不错啊。

于是他终究放弃了继续学业的念头，直接赴上海美影厂报到。

他说“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把版画放弃了的”。

（为了辅助大家更了解戴铁郎老师，L姐在公众号第二栏给大家准备了六一小礼物，人物小传 | 戴铁郎成就篇，请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