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那年青春正好，我在北京电影学院
戴铁郎老师说，他人生第一个20年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可即使是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他也从未放下过心爱的木刻版画事业。他说他曾为毛主席的著作《论联合政府》第一版设计过木刻版画的封面；在台湾，他曾在公路局工作过，期间刻了大量的木刻版画，其中他刻的“台湾农村景”一图，解放后被《中国版画集》收录。
1949年下半年，他从文工团出来，到了北京，本计划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但由于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没有招录考试，所以在地下党吴天的劝说下，他先到北京电影学院过度，等有机会了，再考中央美术学院。也就是这样，他才来到了北京电影学校（现在的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动画专业。
他说“我独自坐火车去北京考试。那年初冬，我只记得很冷，出门前我只穿了一件薄外套，没想到在车上越坐越冷。下了火车，我叫了辆黄包车去学校。过一座桥时，我感觉自己要冻僵了，于是叫停，从行李中拖出几件衣服裹在身上。对车夫说，你继续拉，我跟着你跑。”
88岁的戴老师回忆70年前的这些细节，依旧历历在目。
他成了北京电影学校第一批美术系动画专业的学生。那批学生中，有阿达(动画短片《三个和尚》导演)、严定宪(《哪吒闹海》导演)、林文肖(《雪孩子》导演)和胡进庆(水墨剪纸动画片《鹅蚌相争》导演)等。
现在的北京电影学院
进了学校以后，戴铁郎老师才发现，同学们大多已在美专学过动画的基本课程，基础很扎实。然而为了赶上进度，晚上9点熄灯后，戴老师就悄悄爬起来，借着厕所的余光，把第二天要学的内容“硬装进大脑”。
周末，同学们出去逛街，他却在寝室里继续学习。就这样强记恶补，考试倒也一一顺利过关了。
直到毕业，戴铁郎老师也没有想过会把动画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他说，“我一直想把这四年的学习当成一个过渡，之后去考中央美院研究生，继续画我的版画。”
这句话，戴老师反复说了很多遍，我想这一定是他藏在心底尘封已久的秘密。
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毕业时，正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去北京电影学院招人，很巧，去招人的主要负责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盛特伟，和戴老师之前在香港是同一个画会（人间画会）的老朋友。所以，当盛特伟邀请戴老师去上海美影厂去帮忙时，戴老心想还不错，既是老朋友，又是动画制片厂。
东北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迁至上海前合影：
（一排左四为吴印咸，一排左三为特伟，一排右三为方明，二排左一为段孝萱）
强烈的信任，让他每个细胞都觉得很踏实。
于是他放弃了继续上学的念头，直接奔赴上海美影厂报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戴老再次回想起这段时光，竟说了句让人无语凝咽的话：“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把版画放弃了的”。
这话从一个两鬓银发的老人嘴里说出，是何等心酸，他这是后悔了吗？放弃版画后的他，工作还顺心吗？
第四章
芳华正茂，我来了上海美影厂
不知不觉间，我们竟谈到了年龄，当我说我的年龄为23的时候，戴老师激动的挥舞着他颤抖的双手，他土黄干燥的脸即树皮拧成干巴巴的面包，他睁大眼睛，树皮般的手还在不停的震动，嘴里不停的说着，“23岁，23岁，23岁……”
不停的念叨着23岁。
戴老的声音越来越来小，突然空气安静了下来，戴老不说话了，他好像陷入了沉思的状态，久久地对着窗外目不斜视，苦苦地思索着什么，回忆着过去发生的一切。
戴老师深呼吸一口，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摇着头又开口说，“23岁，多美的年纪呀，那时我刚进美影厂”。
我知道，回忆是一帧照片，一帧发黄褪色的老照片，即使我们青春不在，红颜不再，往事已苍老；即使经历过的东西，不一定全都是美好的，可是，只要回忆起来能笑出来，那就是幸福的。
戴老师和同事写生
回忆过去，脑子里的画面就像电影一般，生动形象，我又何成忍心打断戴老师对过去怀念呢。只是回忆着、回忆着，戴老师就开始给我解读起了他的人生电影。
戴老师讲话的方式，和电影里的独白一样，我只需要听着他的内心独白脑补那个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场景。
戴铁郎老师说，当时他特别喜欢看卡通动画，觉得看《白雪公主》和《小鹿斑比》都很有意思，但那时他从来没有想到会从事动画行业，当然，和7个同学去美影厂也是计划之外的事情。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长盛特伟便提出了“走民族风格”的口号。
此时，刚参加工作的戴铁郎正加入中国动画学会的代表之作《骄傲的将军》的创作，之后，他便在许多具有民族风格的创作中，担任原画和人物设计等工作。
从电影学校来到美影厂，为了要搞创作，下班之余的时间他都待在寝室画画。他的老师钱家骏见此状，便问，“你怎么天天在寝室里画画，怎么不和他们去逛霞飞路呢？”
那时候的钱老师就住在戴老师现在住的房子的隔壁，戴老师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是当时钱老师介绍推荐的。
左起：严定宪、戴铁郎、林文肖、钱家骏、徐景达（阿达）、胡进庆
他回答，“我没有那个兴趣，我是个半导体（意思是，除了画画，对其他事情都不来电），我要画画。”
那个时候，戴老师喜欢帮人家修玩具，喜欢修理和组装这些东西，他说，“也正时这些东西才促就了我能跟着这个时代滚动，跟上时代的步伐。”
他说，“每个时代我接触的东西都是新的，我也愿意学新的，你们能从我拍的片子看，我所有的片子都是和科学有关的，而且我的速度也快。”
戴铁郎和国际动画协会主席约翰哈里斯
确实他的速度很快，从1953年进厂开始就不停的各种创作，只是后面因为“反右”运动，他父亲受“潘汉年案”牵连，家中待遇一落千丈之后，速度才慢了下来。
早年间，戴铁郎老师的父亲曾跟着潘汉年做情报工作，所以戴铁郎老师从小就是许多当时大人物都认识的“红小鬼”， 戴老是个洋派的人，又是归国华侨。初进美影厂时，他喜欢喝冰可乐、喜欢一手吃面包、一手就着冰激凌，当时很是风光，和他一起去上海美影厂的几个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班的同班同学的档案都是他一并带到上海的。只是，后来因为父亲受到潘汉年问题的牵连，戴铁郎老师这个“红小鬼”成了“黑小鬼”。
（潘汉年（1906年2月—1977年4月14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马克思主义者，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1930年代初期负责做中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将领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出发，奉饶漱石之命赴上海对大汉奸李士群进行统战工作。潘汉年出于统战工作需要，经电报请示饶漱石后，去见了汪精卫。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1955年4月，潘汉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内奸”问题被捕 。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内奸分子” 。1967年3月潘汉年又被重新收监复查被永远开除出党籍并判处无期徒刑 。1977年4月14日含冤病逝。“文革”结束后，潘汉年被平反。）
家里发生这么大变故，让戴老师感觉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那会儿，女同学都避着他走。
可也正在此时，他遇上了他后来的爱人。
事实上，他们早已相识。早年间，戴铁郎老师在《文萃》工作的时候，有一间大屋子，是女青年们跳集体舞、做冰淇淋的活动室，活动结束，一地狼藉需要戴铁郎老师来打扫。
他说，“我模模糊糊地觉得这生活腐化不够‘革命’，所以从不参加。”有一回，他在门外的台阶上捉蟋蟀，有个涂着口红，穿着高跟鞋的的女孩跑出来，要他让路，之后两人还吵了一架。
说起那次初见的场面，戴老师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啊！”
他说：“那时候我爱人喜欢涂口红，爱穿高跟鞋，那就是标准的‘地主家女儿’的模样！我心里挺看不起她。而她看着我鞋上的补丁，像个小工，一脸瞧不起人的神色。”
然而，在“女同学都绕着我走”的日子里，“地主家女儿”却来到了我的身边，别人看了我的档案，跟她说，这人的成分太复杂了，你还是想想清楚。她说，我想清楚了，他有才华，我就是要找他。
尽管爱人离世多年，但戴铁郎老师说及往事，仍满含深情：“谁知道命运竟会这样安排呢？
人生啊，与其不断追求、埋怨而无法满足，不如先沉淀自己，看清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只要你愿意打开封闭的心，认真去体会、去感受、去拥抱眼前的人和事，你就会活很富足，很开心。
下期预告
第五章：拿起画笔，“我的世界无穷大”
“父亲受牵连后，一切都改变了。刚开始，我还抱有希望，可是后来，事情完全变了，我特别难受，妈妈每周都会被叫去批斗。”
直到1976年，进厂23年，46岁的戴铁郎在单位仍然是“坐冷板凳”，还没有担任过任何一部美术片的导演。
第六章：50岁，我第一次当导演
戴老说，当时他拿着本子去审批时，厂里的人对他说：“像你这种本子，可以去废纸篓看看，我们扔掉的很多。”
“我每一部作品厂里都反对，从《我的朋友小海豚》到《黑猫警长》，《我的朋友小海豚》不符合当时‘多做传统、民族题材’的主调。”
“我所有片子中反对最厉害的也是《我的朋友小海豚》”。